1931年，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波濤洶涌的一年。走進歷史，我們會發現這一年發生了很多事情。比如：中央根據地紅一方面軍節節勝利的反“圍剿”戰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中共中央。當然，這一年最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還是九一八事變。

一

在紅一方面軍勝利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不久，1931初，蔣介石以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指揮20萬軍隊，準備對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3月28日，國民黨南昌行營下達總攻擊令，限各部4月1日開始分路向蘇區攻擊前進。紅一方面軍仍然堅持“誘敵深入”的方針。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紅軍從富田開始，連打5個勝仗：橫掃700里，自贛江之畔直達福建建寧，共殲敵3萬多人，順利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并進一步擴大了中央根據地。

眼看著第二次“圍剿”失敗，蔣介石不肯善罷甘休，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三次“圍剿”。6月間自任“圍剿”軍總司令，7月1日，蔣介石、何應欽坐鎮南昌，指揮23師又3個旅共30萬人的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發起第三次“圍剿”。蔣介石聘請德、日、英等國軍事顧問，以嫡系部隊5個師為主力，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分兵兩路展開鉗形攻勢，向贛南、閩西的紅軍根據地進攻，企圖消滅紅軍于贛江東岸。1931年9月2日，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的國民黨軍，在根據地軍民連續打擊下，全線撤退。紅一方面軍乘機對退卻之敵實施追擊和截擊，進一步擴大戰果。15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在江西興國縣方石嶺地區全殲國民黨軍第五十二師、第九師炮兵團和一個步兵營，俘敵5000余人，繳各種槍4500余支，子彈120余萬發。至此，紅一方面軍歷經三個月作戰，六戰六捷，共殲敵17個團3萬余人，繳槍萬余支，又一次粉碎了由蔣介石親自出馬指揮的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此次“圍剿”被粉碎后，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并擴大到跨20余縣的廣大地區。

紅一方面軍連續3次反“圍剿”的勝利，對國民黨軍隊造成重大打擊。由于受到紅軍反“圍剿”勝利影響和全國抗日反蔣浪潮推動，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于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起義，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寧都起義是黨領導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裝起義。第二十六路軍這樣有較強戰斗力的國民黨正規部隊在戰場上起義，投向紅軍，壯大了紅軍的力量，在國民黨軍隊中引起很大震動。

這時，其他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也取得勝利，在鄂豫皖，從1930年冬到1931年夏，紅軍先后打破國民黨軍隊兩次“圍剿”。1931年11月7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合編為紅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全軍近3萬人。這是繼紅一方面軍之后組建的另一支具有戰役作戰能力的重要部隊。在湘鄂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贛等根據地，也都取得反“圍剿”的勝利，紅軍和根據地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大約與此同時及稍后，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的紅軍游擊隊經過艱苦斗爭，創建了陜甘邊根據地和陜北根據地，后經粉碎國民黨軍隊第一次“圍剿”，陜甘邊、陜北根據地發展為陜甘根據地，使中國革命根據地的布局發生了變化，不僅在南方有革命根據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據地。這對中國革命后來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中國工農紅軍能夠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數倍甚至十倍于己的國民黨軍隊的“圍剿”，是由于根據地廣大貧苦農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踴躍參軍，從多方面支持革命戰爭。沒有廣大貧苦農民的全力支持，紅軍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些勝利同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者正確的戰略戰術指導是分不開的。紅軍作戰的原則主要是：以反“圍剿”為主要形式，依托根據地作戰；實行戰略退卻，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實行運動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運動中發現敵軍弱點，打速決戰、殲滅戰；不失時機地實行進攻，擴大戰果。在這個過程中，實行正規軍、游擊隊和赤衛隊相結合，使主力紅軍的戰爭與人民的游擊戰爭互為左右手。這些戰略戰術思想建立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之上，解決了紅軍如何以劣勢兵力和落后的裝備去戰勝強大的敵人的問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學說的杰出貢獻。這些思想是根據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特點，在實踐中進行探索才逐步形成的，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

九一八事變以后，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民眾堅決要求反抗日本侵略，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讓東北三省迅速淪陷的做法也激起了民眾的強烈抗議。

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萬名碼頭工人先后舉行反日大罷工。南京、天津、北平、漢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以請愿、募捐、禁售日貨等形式，掀起抗日愛國運動的熱潮。青年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在經過4年多的低沉狀態后，也積極行動起來要求抗日。沉寂多時的城市重新沸騰起來。9月28日，上海、南京的學生前往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對日宣戰，痛打了外交部部長王正廷。11月底，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提議將錦州劃為“中立區”交由國際共管，學生聞訊后更加憤怒。

12月17日，匯集南京的各地學生3萬多人舉行聯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國民黨軍警的武力阻攔。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和知識界上層分子發出了要求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張”、抵抗日本、實行民主的呼聲。上海《申報》和《新聞報》刊登學生的抗日宣言。上海等地的民族工商業者開展抵制日貨活動，要求實行對日經濟絕交。海外僑團也紛紛致電國民政府，要求一致抗日，表示誓為后盾。在被日軍占領的東北，相繼興起為數眾多的抗日義勇軍，揭開了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序幕。全國人民對堅持在白山黑水的義勇軍抗日斗爭給以熱烈聲援。

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起武裝抗日的旗幟。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響亮地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表對外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反對日本侵略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中共滿洲省委指示各地的黨組織，開展抗日斗爭。中共中央先后派周保中、趙一曼等到東北，加強黨組織的力量，組織建立抗日游擊隊，并逐漸成為東北的主要抗日武裝力量。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黨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四中全會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于“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依然是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等在會上受到嚴厲指責。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員、缺乏實際斗爭經驗的26歲的王明，不僅被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縱。從這時起，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的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治。

王明以開展所謂“反右傾”斗爭，“改造各組黨的領導”，進一步推行“左”傾教條主義。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被糾正后不久，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又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同共產國際直接干預分不開的。八七會議以來，黨內存在著濃厚的“左”傾情緒，雖然幾次受到批評，但始終未能在指導思想上得到認真清理。黨的很多干部對革命充滿熱情，但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當王明等人脫離實際地搬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并得到共產國際代表全力支持時，許多人便對他們的錯誤主張失去清醒認識和抵制能力。這種狀況，反映了黨仍然處于幼年時期的一些特點。

王明等人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上的觀點，同黨的綱領是一致的。但他們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王明認為“立三路線”的錯誤不是“左”，倒是“右傾”，是“否認了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主張在湘鄂贛各省“真正實現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進而推進與爭取全國范圍內的勝利”，要求繼續打擊中間營壘，強調推行“進攻路線”。整個來說，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比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更堅決，形態上也更完備，并且更有“理論”色彩，因而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出現了一系列非常的情況。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一批反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黨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羅章龍等在反對四中全會的名義下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進行分裂黨的活動，被開除出黨。接著顧順章叛變、向忠發叛變，同年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即臨時中央），由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盧福坦三人擔任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隨后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10月，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來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

總的來說，1931年是一個比較具有標志性的年份，一方面，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國民黨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時間，東北三省全部淪陷，東三省人民流離失所。另一方面，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國民黨的消極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民眾的強烈抗議，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中國共產黨勇敢地站出來，帶領人民群眾掀起了長達14年的抗日救亡運動，并一步步帶領中國走向獨立、民主、富強。